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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询: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政党制度
 

    通过学习、思考,我深刻认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政党制度。理解有四:

  第一、中西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传统的不同。

    政党制度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诞生以来,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和基本行为模式。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实行政党政治。西亚、南亚的一些国家没有采用,如西亚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以及南亚的马尔代夫、不丹等。他们是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政教合一国家。事实证明,政党政治的推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政党制度产生的原动力,中西方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政党的产生,一般分两种类型:原生型和次生型。前者,是一个国家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同阶级、阶层为表达自己的政治经济诉求,结成政党。在这些国家中,政党产生于体制之内,国家产生在前,政党产生在后,政党产生的动力源于内部。西欧、北美国家政党的产生均属这种类型。后者,是民族矛盾居于首位,为赢得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不同的阶级、阶层组成政党,但总目标是摆脱殖民统治,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政党产生于体制之外,政党产生在前,国家产生在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战后、二战后诞生的国家大多属这种类型。

    原生型政党一般是议会民主型政党。通过议会选举夺得执政权。次生型政党是革命性政党,并带有一些民族主义色彩,执政权的获得是通过武装斗争,以及其他政党和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拥戴与认同。西方议会民主型政党制度,其特征是使社会成员以选民或投票者个人身份参与政治过程;而中国是个具有深厚集体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所以中国政党制度的特征是通过政党团体等社会性政治结构,使人们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参与政治过程。因此,由于政党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也就是国情不一样,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政党制度。

  第二、政党制度具有不可模仿性。

    任何国家政党制度的发展,都是以继承的历史遗产和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为基础的,而非靠外力和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的。国情的千差万别决定了政党制度模式的千差万别。任何独立的政党体制,都会显示出独特的民族特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同另外一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关键在于它所采用的国家民族能否适用它。

    同是两党制,在美国是三权分立的两党制,美国执政党的标志不是在国会中占有多少席位而是能否掌握行政大权的总统职位。两党的对立演变为总统与国会的严重对立。

    英国的两党制是由议会选举决定的两党制,哪个党在议会中占半数以上的议席,就组成一党的内阁,成为执政党。不会发生像美国那样国会与总统的对立现象。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是两党制国家,这几个国家议会内有其它政党占有不同数目的席位,小党也占有不同的各部首脑职位。

    同是多党制,德、意、法等国运作方式又各不相同。意大利是典型的议会制的多党制,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是其突出特点。法国为"半总统半议会制"的多党制,总统权力大,议会权力受限。德国的多党制实施"门栏条款",规定只有得票数达到有效投票总数的5%以上或者直接取得三个议席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这就难于形成有执政能力的多数,导致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局面。

    每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都不是一朝一夕成功的,都经历了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由于各国都有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特殊的国情,因此,每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都具有不可模仿的特殊性。一种政党制度能在这国发挥很好作用,但搬到另一个国家去,就会事与愿违。这在非洲各国表现十分明显。非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先是移植宗主国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后又照搬苏联的一党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仿效西方的多党制度。非洲国家政治混乱、经济凋敝,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受到外力影响下,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第三、多党制和一党制在中国没有行得通。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党是1905年孙中山建立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曾一度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楷模,建立议会,实行多党制。因此,在1912年-1923年之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362个政党、党团。由于这些党派效仿西方政党,醉心于所谓的议会政治,专注于选举运动,为了争权夺利而彼此倾轧,结果不到两年,就被袁世凯的封建铁蹄踏碎了。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o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极力排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排斥、迫害和镇压政策。新中国建立前夕,共产党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各党派、政治集团都有代表,但国民党坚决不干。

    那么,多党制和一党制为何在中国行不通呢?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制度,要以实行一个制度、一本宪法为前提条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革命力量与以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也是对抗性的,在议会范围内无法根本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而国共两党的政纲是根本对立的,其所追求的社会制度是不能相容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主张推翻三座大山,实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着维护三座大山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不可调和的。

    正是中国当时主要大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多党制、两党制在中国的失败。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无法实现中国各阶级、阶层的政治与要求,不能团结人民大众进行反对三座大山的斗争,违背了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终于被中国人民革命的浪潮所吞没。

  第四、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国的政党制度发挥着独特优势。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改革中的难题。要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必须进行经济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改革一方面需要集权,如果权力分散,各行其是,改革的目标无法确定,改革的措施无法推行;另一方面又需要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改革就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被人民认同的改革是不能成功的。集权与民主是一对矛盾。第二、执政党建设中的难题。执政党凝聚力的大小是与党员人数的多少成反比的,而执政党力量的强弱又是与其拥护者人数的多少成正比的。执政党的凝聚力与力量又是一对矛盾。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这两大难题所困扰,现代化建设推进缓慢,或根本无法推进。而我国,却成功摆脱了这两大困扰,现代化进程顺利、成功推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国政党制度有其巨大优越性。具体表现在:

    (1)既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共产党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自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但共产党是在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作用的过程中实现领导权的,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2)既有集中,又有民主。

    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种团结合作关系,既有利于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合作,通过平等协商形成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又有利于避免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政治动荡和一党制的种种弊端。

    (3)既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又照顾各方面具体利益。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又能照顾不同阶层、群体的具体利益,实现了这两种利益的统一。

    (4)既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又"和"而不同。

    共产党始终是"三个代表",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政治联盟,是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又有各自的特色,表现着不同的特点。

    总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巨大政治优势的政党制度,我们必须维护好、巩固好、实行好这个制度,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政党制度。

    (作者为致公党重庆市委会主委)